清代晋北的商路拓展及商品贸易

张月琴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山西大同037009)

摘 要:清代大同与周边地区的道路交通建设是近代山西北部商路的基础。清初,商路和驿路交通重合,商路沿驿路走向分布。康熙中后期,晋蒙之间交通频繁,长城以内地区经济发展受战争的干扰越来越少,商路与驿路逐渐分离。晋商的崛起使大同商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大同东通张家口以达北京,西出杀虎口以达内蒙,南路则向太原发展;与此同时,大同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与商路之间的关系也渐趋明显。

关键词:晋北;商路;市场格局

清代晋北的商贸运输处于传统时代,直至清末才出现了些许近代气息。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1](P1833)清代之前,山西北部已经建立了以大同为中心的相对完善的驿路体系,驿路沿线有驿站、军站、民驿(铺舍)等。为了安全和便于信息的沟通和联络,商人运输货物都要利用驿路。传统时代晋北的商贸交通主要依赖境内的驿路,沿路驿站、军站和铺舍的设立,在便利国家政令下达、民情顺利上传之时,同时也方便了商旅。

一、以大同、杀虎口为中心的晋北商路交通

清代,晋北以大同为中心的商贸交通路线主要有:(1)东路干线,东通家口以达北京。(2)西路干线,经左云、右玉杀虎口以达归化城。(3)南路干线,经怀仁、岱岳、忻州达太原。(4)北路干线,出得胜口以达蒙古。大同处于长城沿线蒙汉之间重要的交通地带,这四条交通干线构成了晋北交通的基本框架。以大同为中心的东西向道路,是沟通西北与京师之间的重要通道。“沿长城内侧墙基处筑成的跑马平道是九边防线的组成部分。”[2](P475)明代以来,山西镇、宣府镇、大同镇与京师之间建立的长城道,成为了这条西北与京师通道的有益的补充。清代,随着杀虎口的崛起和税关的设立,沿长城各口成为了沟通蒙汉的重要通道,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以大同为中心的南北商路。此外,北魏时期,平城(大同)是四到五世纪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联系不断扩大,平城(今大同)和京畿之间,京畿和外部交通道路得以扩充,亦为之后各朝代以大同为中心的商路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以大同为中心的东西向主路 以大同为中心的东西向路线,是沟通内蒙古、新疆和京师之间的重要路线之一。从大同城向东,经大同县聚乐堡、王官人屯、阳和城、东三十里铺,到达天城城、经天镇枳儿岭,继续向东经怀安县到达直隶张家口厅、宣化府,之后向东到昌平州回龙观,达京师。“张家口堡,共六十里。万全、左卫、右卫、柴沟堡、新开口堡、渡口堡、西阳河堡、陈家堡,共一百二十里。天城卫、白羊口堡、鹧鸪谷堡,共六十里。阳和城,六十里。聚乐堡、二十里铺堡、迎恩堡,共四十里。大同镇。”[3](P124)这条路线是《天下水陆路程》中记载的从张家口到大同的路线,从大同到张家口亦然。从大同城向西,出杀虎口,至归化城,由归化经鄂兰呼都克、塞尔乌苏、库伦,到达恰克图。

(二)以大同为中心的南北向主路 以大同为中心的南北向道路,主要是经大同北出得胜口至丰镇厅,然后达归化城。随着清代口外蒙地的开发,归化城厅、清水河厅、丰镇厅等直隶厅相继设立,蒙汉之间交通日渐频繁,蒙汉贸易发展,原有的军事通道改为商路,长城道各口亦成为了蒙汉商贸的通道,大同为中心的南北向道路丰富起来。与此同时,晋商经由福建、湖北等地,长途贩运的茶叶,经泽潞、太原北上,运至大同,再经大同府,向东西各路拓展,最终运抵归化城。从太原至大同的商路成为山西境内纵贯南北的重要商路。

(三)以杀虎口为中心的北向支路 杀虎口设立于顺治七年(1650),一直存续至民国15 年(1926),事实上杀虎口已经成为山西北通蒙古的象征,其所指范围包括杀虎口税关和长城沿线各口岸。民国时期的《杀虎口监督署报告书》中的谈到杀虎关管辖东起新平西迄神木,各中张贴于长城沿线通关口岸的文告中可见有:大关总局、得胜口、将军口、七墩口、河保营、新平口等各局卡,拒墙口、弘赐口、保安口、破虎口、镇边口、瓦窑口、九墩口、大水口等诸多长城关口。[4]虽然是民国时期的报告书,但是也有力地说明了清代以来大同地区长城沿线,有着诸多通往蒙地的通道。得胜口开通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作为杀虎口大关所属的分关口,主要征收经由得胜口进出的货物牛羊的税课。1913 年,丰镇县商会呈请杀虎口税务监督公署减轻胡麻和芥菜籽的税额。由此可见丰镇开发之后,其胡麻、芥菜籽经由得胜口进入山西。同年2 月1 日,杀虎口税务监督公署答复了西包头分局关于牛贩王其多,在1912 年贩牛在西包头纳税之后,在得胜口又被重复征税一事的来函。[4]此事表明,从蒙地贩牛羊也会经由得胜口进入山西。这些通道,是大同经杀虎口北通蒙地路线的支线,也是大同北通蒙地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市场层级

清代,晋北以大同为中心的道路,既是明代驿路交通的拓展,也是蒙汉关系变化和晋商努力开拓的结果。商路的拓展有力地促进了晋北的商品贸易的发展,同时在沿路各城、沿边各堡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货物聚散中心,为以大同为中心的商业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由于清代山西商路走向基本与官方驿路、长城道相重叠,故山西北部的商业市场形成了以大同为中心,北沿长城孔道,南沿驿路分布的层级明显的结构体系。

第一,中心城市大同。清代,蒙汉边境安然。清中后期,蒙汉之间繁荣的互市贸易为大同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乾隆年间,大同城商行种类繁多,“布行、杂货行、干菜行、帽铺、皮行、缸行、当行和钱行”,[5](P108)可以在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看到。特别是“钱行”和“当行”的出现说明了清代大同城商贸较为发达。道光《大同县志》中记载的牙人种类有:斗牙、牛驴牙、泥靛补衬牙、旧棉花牙、铁牙、羢毛牙、补衬麻牙、炭牙、果牙、店牙、脚力牙、房牙、羊牙、烧酒牙、辐辋牙、棺板牙、瓜牙、木牙、油牙、鞭杖牙、猪牙等。从牙商的种类亦可见清代大同地区的商路上贸易物资非常齐全。民国时期大同地方的粮食、皮毛交易仍然需要中间商。“粮店不肯直接与外路客商交易,必经过中间之粮栈一级。盖此间风气鄙朴,对于外来客商素不相习,故客商来大同购粮者,需向粮栈接洽。”[6]大同城北关一带,有粮栈十几家,专门介绍粮食买卖生意,生意成交后,收取佣金一分。粮食买卖主要以杂粮为主,销往北京、房山、涿州和唐山一带。

第二,沿长城孔道分布的城镇。此类城镇主要有杀虎口、右玉城、得胜口、助马口、新平口等。顺治年间,清廷就下令口外蒙古可以就近在杀虎口购买茶叶。清雍正年间,同朔分府而治之后,杀虎口在控扼西北,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康熙年间,清廷更是颁布多条命令,指定军需或者贸易物资经由杀虎关出口。“官方指定交通驿路和边贸商道,沿途设站,用官方敕令的方式强化了朔平府杀虎口作为绾毂内地与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地位。”[7]在清末民国初年,右玉有很多结社,如祁县社、代州社、崞县社等以在右玉经商的商人的籍贯地为名的结社,以行业命名的结社,如铁匠、木匠组成的鲁班社、杂货商人组成的鲜果社、厨师组成的灶君社等。众多种类的结社,可以证明右玉商业的繁荣程度。清代的助马口和得胜口的商业繁荣,更是使得二地留下了“金得胜,银助马”之称。新平堡主要街道两侧至今仍可见商铺遗迹。自明代以来,在长城沿线城镇关堡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集市,“少数民族以牛羊、皮张、马尾、毡裘等向山西商人换取粮食、布匹、耕具、锅釜及其它日用百货,交易额极大,一片繁荣兴旺景象。”[8]

第三,沿驿路分布的城镇。此类城镇主要有位于以大同为中心的主要交通干线上的县城。自明代以来,大同就形成了以驿站、急递铺为点的驿路交通线。清代,随着晋商的崛起,这些驿路交通线成为了商贸交通的主要路线。虽然驿站几经裁撤,但是路线却是基本延续下来。从大同出发向东、东南、东北的路线大致有:(1)大同——三十里铺——聚乐——石墙框——阳和——天镇。(2)大同——浑源——唐河河谷——灵丘县蔡家峪——西行进入繁峙县,东行至灵丘县总铺——广昌县——蔚州。(3)大同云中驿——浑源州上盘铺(浑源州南二十里)——乱岭关——广灵——蔚州。从大同出发向西、西北的路线大致是大同——石佛寺——高山——左卫——牛心堡——右卫——杀虎口。从大同南行经过代州、忻州到太原。在这些驿站交通点上,特别是人口相对较多的县城,成为了商业相对活跃的地方。广灵县城南关有“三六九日集”,[9](P54)灵丘县集市相对较多,县城东关、西关,三山村、东河南、赵壁村、上寨村、下关镇等村镇都有集市,“集期东西关双日,而市村镇二五八、三六九不等”。[10](P248)浑源城东门、州门、西门和西关均有集市,每月逢二、四、六、八、十日在上述地点依次开集。[11](P161)

第四,蒙地新垦地发展成的市镇。清代,随着蒙地的开垦,农商人口移入新垦地,逐步形成了新的城镇。大同府属丰镇厅下的丰镇和隆盛庄,就是商贸较为发达之地。丰镇城内,不仅有各行业的行会,还有由钱、粮、布、当、缸、油、碾、面组成的“八行公所”。[12](P106)隆盛庄兴起于乾隆三十二年(1768),最初是一个农垦庄,后来忻州、大同、天镇、阳高、浑源、五台等地的民商相继涌入,隆盛庄就开始兴盛起来。隆盛庄的买卖涉及粮食、布匹、茶叶、铁器、木器、牲畜、皮毛、银炉首饰等行业。[13](P163-164)

三、清代晋北商路上的交易物资

大同地区自古为兵家重视之地,加之天寒地冻不利生产,农商不甚发达,粮食、布匹多依赖外地。山西、河南、和别等地军民客商,在向大同输纳粮草的同时也贩卖马、牛、布匹、绢丝制品、茶叶、果品等。清代晋北商路上的交易物质大致包括以下三类:

(一)北粮南运 经由大同商路输出的粮食,多运往太原、临汾等地狭人稠的地区。大同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并不是很高。但是,自清代中后期,蒙地新开垦的土地不断增多。大同所属丰镇厅、朔州府所属宁远厅,这些新垦区的粮食从得胜口、杀虎口入关之后,经过大同输往太原等地。每年秋收之后,经由大同、代州、忻州陆路运往太原晋中一带的粮食络绎不绝。据相关学者研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甚至在雁北地区发生灾荒时,当地的粮食仍然会流向境外的高购买力区域”,[14]晋商的兴起,无疑为吸纳更多的粮食经由长城沿线各口流向晋中提供了有了的条件。其余,如胡麻、芥菜籽等油料也经各口向南输出。粮食交易的频繁,带动了毛口袋业的发展,据《民国山西实业志》记载,“山西全省毛口袋年产量74578 条,其中大同25000 条,浑源2000 条,阳高3500 条,天镇3000条,大同地区毛口袋产量占到了全省的百分之四十五。”[15](P694)这条史料间接反映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山西北部粮食贸易量,是粮食运输的有效证据。

(二)蒙盐晋销 清代,由于大同远离山西主要的食盐产地——河东盐池,为了满足需要,蒙古盐通过官方或者私运的方式进入商品市场。通过官方允许的方式进入大同市场的是吉兰泰盐,俗称红盐。“乾隆元年( 1736) 红盐合法贩运进入山西,由杀虎口监督征税。”[16]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于口岸管理疏漏,吉兰泰盐大量进入内地,清政府调整了其对吉盐的贩卖政策,不过,“专食口盐之大同、朔平等处仍准其赴口贩运”。[17]不过,大同地方盐碱地较多,有的州县刮食土盐,也有的州县,如天镇县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生产盐碱,在当地买卖或者运往天津。据《民国山西实业志》记载,大同、怀仁、山阴、浑源、应县、阳高等地是山西盐的输出地,虽然不乏民国时期盐业的发展因素,但是,也能证明清代大同地区产盐的事实,当然亦可能存在贩卖情形。

(三)茶叶、牲畜、皮毛 茶叶是内地输往蒙俄的主要商品物资。清代,雍正五年(1727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茶叶成为中蒙俄边境的大宗商贸物品,大量茶叶经由山西的泽州、潞州北上,经榆次、太谷、平遥向北运往蒙地,其中中路经过忻州、雁门关、朔州等地,运至大同,一部分转运至张家口出口,一部分经杀虎口出蒙地,还有的经过得胜口、丰镇继续北上。

牲畜和皮毛是蒙地输往大同的重要的商品物资。蒙地经大同输出的牲畜,民国时期,大同本地皮毛交易有皮毛和皮张两种。皮毛交易中间商有同丰、永丰、聚源等,佣金二分。皮张店有十一家。羊毛主要来自朔县。皮张多来自归化、丰镇、隆盛庄等处。[18]虽然,这些情况反映的是民国时期大同皮毛交易的状况,但是,从商品交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皮毛交易的店铺可能在清代就已经存在了。

结语

清代大同周边地区商路发展,以驿路为主线,随着蒙汉之间交往的增多,北通蒙地的路线丰富和发展起来。杀虎口税关所属分局卡的设置是蒙汉贸易往来频繁的例证,也是大同商路拓展的表现。大同为中心的商路沿线的商业市场基本上是按照商路走向的布局,并且形成层级分明的市场体系。此外,商业市场沿长城沿线分布明显,这种情形与当时大同交通道路的走向和分支结构呈现基本一致的状态。这条商路往来上的商品符合蒙汉两地之间的需求,同时这种需求也是商路拓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3](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4]甘鹏云.杀虎口监督署报告书[M].民国二年十月崇雅堂印行.

[5]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6]佚名.大同之经济状况[J].中外经济周刊,1925(150):10-21.

[7]李孝聪: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J].山西大学学报,2007(02):1-6.

[8]高春平,田晓红,高小平: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J].晋阳学刊,2002(04):41-44.

[9](清)郭磊.广灵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

[10](清)雷棣荣,严润林.灵丘县补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1](清)张崇德.浑源州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2]马步峰.丰镇县解放前的商业[A].丰镇县志编纂委员会.丰镇史料(第四辑)[C].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印刷厂,1984.

[13]梁继祖.话说隆盛庄[A].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史料忆述(第一辑)[C].内蒙古文史馆内部刊物,1986.

[14]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02):159-167+251

[15]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民国山西实业志(下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6]祁剑青.清代山西“蒙古盐”问题初探[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25—27.

[17]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一4一79:14.转引自梁丽霞.阿拉善蒙古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8]佚名.大同之经济状况[J].中外经济周刊,1925(150):10-21.

Commercial Road Development and Commodity Trade in Northern Shanxi in Qing Dynasty

ZHANG Yue-qin
(Institute of Yungang Cultural Ecology,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Abstract:The road traffic construction in Datong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Qing Dynasty is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ial roads in the northwest Shanxi.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traffic of commercial roads and mail roads recombined, and the commercial roads followed the distribution of roads.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Emperor Kang Xi,there was frequent traf‐fic between Shanxi and Inner Mongoli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within the Great Wall was less disturbed by the war,and the commercial roads were gradually separated from the mail roads.The rise of Shanxi merchants made commercial roads of Da‐tong diversified,Datong traveled east to Beijing via Zhangjiakou,traveled west to Inner Mongolia through Shahukou,went south to Taiyuan.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ong commercial market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commercial road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

Key words: The northern Shanxi province;commercial road;market pattern

中图分类号:K871.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1.02.006

文章编号:1674-0882(2021)02-0026-04

收稿日期:2020-12-16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万里茶道山西段变迁研究”(2019B286)

作者简介:张月琴(1974-),女,山西昔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

〔责任编辑 郭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