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的编码与解码

方 黎1,2,姚宏志1

(1.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2.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不能止于论述其优秀价值,还应当致力于让这种优秀价值在人民大众中产生积极效果。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而言,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对于该问题,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可以提供借鉴。借鉴这一经典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发现,恰当的编码、积极的解码以及理想解码立场的获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传播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现实中时常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意义错位,影响理想解码立场的获取。为此,可以通过广泛培养群众代言人、优化编码的“解释之链”、提高文本编码的理论彻底性与媒介适应性、培养受众形成恰当的文本理解方法、引导受众形成相称的价值立场等方面进行编码与解码的双向守正。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编码;解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不能止于论述其优秀价值,还应当致力于让这种优秀价值在人民大众中产生积极效果。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而言,这里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对于该问题,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可以提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借鉴这一经典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发现,恰当的编码、积极的解码以及理想解码立场的获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传播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现实中时常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意义错位,影响理想解码立场的获取。为此,可以通过广泛培养群众代言人、优化编码的“解释之链”、提高文本编码的理论彻底性与媒介适应性、培养受众形成恰当的文本理解方法、引导受众形成相称的价值立场等方面进行编码与解码的双向守正。

一、编码—解码理论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解释意义

(一)编码—解码理论的一般概述 在1980年发表的《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生产、流通、分配或消费、再生产”这一理论模式的启发,将传媒产品的形成与流通解读为“生产—成品—消费”的“形式渠道”,这种“形式渠道”并不是单纯的信息发送—接收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拥有复杂关系的过程,一种传媒产品的生产即为编码,传媒产品的消费即为解码,而勾连起编码与解码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话语符号。编码—解码理论的核心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传播话语的编码、受众的解码与意义获得、受众的解码立场。

首先,传播话语的编码。霍尔论及的编码原指“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事件在变成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1](P346)“各种广播结构必须以一个有意义的话语的形式生产已编码的信息”。[1](P347)由此可见,编码意指专业人员对信息传播所涉及到的原材料所进行的加工,编码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投入流通的传媒产品所进行的生产过程。

其次,受众的解码及意义获得。霍尔认为,“在这个信息产生效果(不管如何界定)、满足一个‘需要’或者付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须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被从意义上解码”,[1](P348)信息接收者的这种解码过程和意义的获得决定了信息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价值和行为影响,在这一解码过程中,信息所蕴含的话语及语言的形式规则有着重要的主导地位。

最后,受众的解码立场。霍尔认为,虽然专业人员对传播产品的编码中设置了相应的解读界限和参数,期待主导——霸权地位的解码立场,这种解码立场下,信息的传播实现了“完全明晰的传播”,受众按照编码的预设路径对信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解码与意义获得。但是受众的解码与意义获得与编码间并没有“必然一致性”,实际解码中还会出现其他两种立场:一是协调的符码或者地位。这一解码立场既包括相容的因素,也包括对抗的因素,受众既认可专业人员对信息编码的意义立场,又努力在有限的层次上保留权力,试图将编码者的主导界定与自身情况的特殊性协调起来;二是对抗的符码地位。受众虽理解编码者的价值立场和信息传播意图,但是却以完全相反的对抗方式去解码。

此外,在编码—解码理论中,霍尔还很关注传媒产品形成、流通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制度与政治经济因素及话语符号的理解结构。

(二)编码—解码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解释意义 作为经典的大众传播理论,编码—解码理论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条件下,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不仅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恰当的编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顺利进入“形式渠道”创设了前提。霍尔将传媒产品的形成与流通解读为“生产—成品—消费”的“形式渠道”,事实上,文化传播亦是如此。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而言,这种“好”的文化如何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出去,产生“善”果呢?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可以拿来即用,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其中的文化内容会产生语言和语境的隔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止于“形式渠道”的门外,比如若不加注释解读,有多少普通老百姓能读懂《论语》的意蕴,抑或充分领会“红船精神”的当代价值呢?且文化的习得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年龄层次、学历水平、生活境遇的传播对象对传播内容的需求也是相异的。因此,专业人员的编码成为必须,这种编码即是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如霍尔所言,“事件在变成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 这里的“故事”实质上隐喻的是编码后的传媒产品。专业人员的编码实际上就是对传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具体化”的过程,这种具体化是在尊重原始文本基本意蕴的前提下,结合不同语境、不同问题与拟收获的传播效果,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则与话语转译技巧,将共性的、理论化的、距离感的内容具体化为人民大众能够接纳的内容,这种内容才是“形式渠道”能够流通的内容。事实上,近年来,我们文化传播中有很多现象有力佐证了恰当编码的必要性,比如前段时间热播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生动具体地诠释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壮丽篇章,还有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编制的“图说十九大”、“学习进行时”等系列栏目点击率颇高。

其次,积极的解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效传播铺设关键环节。编码—解码理论启示我们,为保证有效传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恰当的文本编码是必要的,但是有效传播的关键环节在于,信息接收者有良好的意愿和相称的能力,能够积极按照编码者的意图进行信息解码和意义获取。“在一个‘确定的’环节中,这个结构利用符码生产‘信息’;在另一个确定的环节中,‘信息’通过解码而流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中”,[1](P348)任何一种信息只有进入人民大众的视野,被当作一种有价值的话语,进行意义解码,这种信息才有可能在人民大众生活中占据地位,进而发挥影响。在人民大众对主导文化的积极解码方面,我们也有着成功的案例,典型的如近年来人民大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解码,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街头出租车司机,每每谈及类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词时,基本都很熟稔。还有如《战狼》、《人民的名义》等一系列影视作品所掀起的关注热潮,其中蕴含的正义、担当的家国情怀顺利地进入了人民大众的解码视域。

最后,理想的解码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传播中获取文化领导权的保障。在霍尔所分析的解码立场假设中,主导——霸权的地位即为编码者的意图被完美解码的一种形式,也是传播者所期待的理想解码立场。霍尔的这种“主导——霸权”地位假设源于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用,事实上,在葛兰西的理论框架中,“霸权(egemonia)”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操纵、文化称霸的意思;二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所期望的“主导——霸权”的解码立场,解读为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化的领导权。这种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源自人民大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国家机器强制所得,也不是人民大众出于压力的消极屈从与间接默认,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积极的赞同与直接的领会,这便涉及到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的解码立场,也就是说,编码和解码的话语符号应该是对称的,这种对称的程度依赖于编码者与解码者在信息传播中所处的位置,转而又依赖于编码者与解码者话语理解的同一性程度,尽管我们期待的是主导式的、完全清晰的解码立场,然而,我们不得不时常面对传播中的误解、扭曲等错位情况,冷静看待并积极化解错位因素,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导式的解码立场,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传播中获取文化领导权的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错位分析

如前所述,尽管我们期待的是主导式的、完全清晰的解码立场,然而,我们不得不时常面对传播中的误解、扭曲等错位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意义错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大众文化场域选择的自由化诱发传播中的编码不适应与解码空场 新近中国的文化场域在资本运作与媒介技术的共谋的下,呈现出层次复杂、中心点弥散、多面勾连的全球化文化氛围与全媒体化媒介空间的特点。如果将当前国内的文化场域视为一个整体场域圈,那么在这个大的场域圈内存在许多既相互区别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场域,在众多小场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代理机构(比如政府部门、主导媒体、学校等等)建构的主要文化传播区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编码传播,我们将这些区域称之为文化中心场域,而在中心场域之外还存在众多次场域,大众在文化生活方面拥有较为自由的场域选择权,且媒介技术和商业资本的共谋为受众提供了准入门槛更低、交流更便捷、话语表达更自由、娱乐性更强的自由书写表意的文化实践场域,大众在制度的空隙和技术与资本的推动下,因趣缘相投,建构起随性多样的文化空间,比如各类网络社区,而主导文化的话语编码往往因其缺乏个性、意蕴宏大等因素难以在此发挥影响,因此,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媒介技术和资本运作赋予了大众更自由和便捷的条件在没有主导文化传播的场域中进行文化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主导文化的编码内容完全没有进入大众的解码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存在编码不适应与大众解码空场的现状。

(二)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引发传播中编码的意义释放受阻分散 如果说前一个话题针对的是大众进行文化实践的场域没有主导文化的传播,那么第二个问题论及的便是大众存在于主导文化编码传播的场域内,但是对信息编码处于似看非看的状况,即编码的意义释放受阻与解码的注意力分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受当前中国文化生态“物种多样”的影响。本应该历时态出现的农耕时期、工业时期、后工业时期的基本文化精神转化为共时态的存在,大众不仅面临着历时态的文化挤压,还在全球一体化中,面临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主导文化与亚文化等文化形态的共时态冲撞,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分散了大众对主流文化解码的注意力,大众可能拥有多种高级或低级的文化趣味,难以认真去感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者的意图。另一方面,仍然要强调技术。媒介技术的迅疾发展带来了大众话语身份的逆转,大众由前媒体时代相对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为自媒体时代的话语大军,似乎人人都有机会创生新的文化样态,这从抖音、知乎等网络社区中某一信息源所引发的庞大网民围观、参与的现状可见一斑,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为多元文化的价值导向把关?很显然,相比于传统纸媒时代,电子媒体时代,信息把关人的地位弱化,网络媒介的纵深化、大众化、即时性的特点使得精确的信息把关很困难,即便是政府部门的封杀和信息筛选也存在滞后或疏漏的情况,那么就可能存在与主导文化价值导向相抵牾的文化传播,这一现状尖锐地挑战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的意义释放与大众解码的注意力。

(三)主体间处境的不同引发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意义差距 这里论及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顺利进入大众的视域,大众亦对传播中的“话语符码”进行积极的解码,但是受编码者与解码者主体间处境不同的影响,解码的结果与编码的意义出现差池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这里的处境不同既涵盖主体间智力、学识等内在素养的纵向差异,也包括生活境遇、人际关系等外在环境的横向区别。处境的不同会带来主体间在信息接受方面的三重差异:一是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编码文本的语义理解不同。对某一文本的理解,往往始于其中语言的理解,但又不止于对语言字面含义的理解,还与文本中语言的含义、语法规则等语用习惯及文本的整体意蕴相关,这考验主体的基本语言素养。比如新闻报道中常用的“吹哨人”一词,在不同的文本中既可以理解为字面语,意为比赛的裁判等,又可以理解为社会公正良俗的监督者。二是不同主体对文本编码者语境的揣摩不同。这其中既涉及到主体间的内在素养差异,也关联主体间外在环境的不同,比如对于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无后”的解读今天就有典型的“后代”与“尽后代的责任”两种意义争论。三是不同主体对文本意义获取的层面不同。比如对于“文化自信”的理解,有人解读要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人理解为要复归传统文化。因此,同一个话题在大众中会带来相异程度的关注与各式形态的解读,处境的不同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意义差距。

(四)文化的过度消费易使大众产生解码的“闪躲”与“意义再造”商品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成为消费经济的一种包装,在种种娱乐化、恶搞、戏谑的消费环境中,语言变成了一种超级能指,文化遭遇过度消费的危机。文化场域中原本应该遵循的智识逻辑演变为智识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这里的“资本”不仅指经济资本也包括话语资本),在这种干扰因素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大众没有能力对“话语符码”进行解码,而是大众在明白编码者意图的前提下,故意做出与编码意义不一致的解读,这种“不一致”主要体现为信息解码中的“闪躲”与“意义再造”。一方面是官方主导媒体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各种非官方媒体,费尽心机传递出标新立异、博人眼球的文化信息,获取话语资本与经济利益,其中对主导文化中高雅宏大庄重等内容的“闪躲”与“意义再造”就是吸引关注的方法之一,比如2013年在央视“你幸福吗?”的系列采访中,以受访者的一次误答为契机,各种网络媒体迅速掀起对“幸福”恶搞的娱乐狂欢,引发大量网民围观参与。还有之前网络流传的对于“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恶搞也是类似情况,作为民族精神的人格化存在,是大众对英雄人物的解码存在困难吗?显然不是,正是因为太熟悉、太了解,因此没有了新意,在资本逻辑运作的环境中,以恶搞主导文化来找乐子,成为一种畸形的解码“闪躲”与“意义再造”,类似的情况还有恶搞经典,篡改新闻联播等等。所以,文化的过度消费带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另一种错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守正策略

编码—解码理论清晰地传递出理想传播的“主导——霸权地位”解码模式,这种解码模式有赖于受众的解码及意义获得与编码之间的“必然一致性”,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霍尔并未谈及,这也为后来学者留下思考空间。笔者以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而言,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需要从编码与解码两方面进行守正,增加受众解码及意义获得与编码之间“必然一致性”的概率,进而匡正编码与解码的现实错位,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效传播中的关键点。

(一)广泛培养群众代言人,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多样场域中编码的覆盖率 大众文化场域选择的自由化所带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的不适应与解码的空场,这实质上是全球化与全媒体时代对主导文化传播场域的一种挑战。传统的主导文化纵向较为封闭的线性传播优势在媒介技术和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荡然无存,横向交叉、多中心点的传播场域网状铺开,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播而言,意欲获取领导权须得运用好不同场域的传播力量。然而,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与主导文化传播的主场域相区分的次场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次场域不仅数量繁杂,难以统一把控,且场域内的群体一般有默认的交流方式,彼此有着较为稳定的默契,对于这类场域而言,主导文化如若不寻求特别的编码策略,则很难进入。而群众代言人可以成为一个主导文化准入的桥梁,这里的群众代言人一般是场域内威望较高者,由群众代言人对主导文化进行编码再传播,会有两方面好的效果:一是群众代言人充分了解本场域,可以结合场域内群体既有的文化消费习惯将主导文化进行转译编码;二是群众代言人拥有威望,增强了编码内容及传播的信度与效度。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先例,比如当年的网红博主周小平,作为一个有家国情怀且点击率高的自媒体人,在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的培育下成长为主导文化发声的代言人,在微博上发表并出版了《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等著作,影响了一批青年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多重文化场域更加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传播不仅需要社会精英的专业编码,更需要广泛的人民大众成为文化代言人,在多重文化场域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编码与广泛传播,避免解码空场。

(二)优化编码的“解释之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视域融合 从编码的角度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无论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编码的意义释放受阻与解码的注意力分散,还是主体间处境不同所造成的编码与解码的意义差距,都折射出一个相同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依然面临着编码与解码的视域融合问题。正是因为二者的视域融合程度还不够普及,才会给干扰因素的进入留下空隙;也正是因为二者的视域融合程度还不够深入,才会影响传播对象准确的意义解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知识精英而言,理解和把握起来自然不难,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们的生活实践存在一定的时间距离和文化距离,想要顺利进入大众视域还需要编码的“解释之链”,通过编码来实现传播文本与大众解码的视域融合。

这种“解释之链”首先体现为文本编码中显性转译的普及和隐性转译的嵌入。显性转译侧重于从理论到理论的宣传,比如随处可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等都属于此列,显性转译的层面要兼具理论的精确度与理论的彻底性,它虽然仪式感较强,但必不可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大众视域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显性转译需要辅之以恰当的隐性转译才能发挥好的传播效果,隐性转译侧重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嵌入到大众生活中并与大众生活产生互动,以文学、艺术、劳动实践等方式展现出来,久而久之形成视域融合,隐性转译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大众不同类型的喜好方式进行灵活的文本编码,在形式上更生动多样,有助于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进行意义解码。其次,编码的“解释之链”不能止于从文本到文本,在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原初文本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寻求新的发展。毕竟传播对象对于由自己生活实践所构成的文化形态会更有兴趣,也容易做出准确的解码。

(三)提高文本编码的理论彻底性与媒介适应性,充分发挥传播场域的价值辐射 当大众在解码中产生“闪躲”与“意义再造”的情况,反映出大众对抗性的解码立场。这种对抗性其实也反映出不同文化场域的价值博弈,在这个问题上,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题思路。布尔迪厄用爱因斯坦物理学的隐喻来说明场域的能量级:“物体拥有的能量越多,它对其周围空间的扭曲就越厉害。一个场域中非常强大的行动者可以扭曲整个空间,引起整个空间根据与它的关系进行组织。”[2]所以,对于大众在解码中产生“闪躲”与“意义再造”的情况,编码者所需要做出的并不是抛弃原初文本的价值意蕴,庸俗地讨好与满足部分大众的审美趣味,而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中的“能量值”,强大的能量可以充分辐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意蕴,在正能量的传播中,不断挤压“闪躲”与“意义再造”的解码市场,匡正编码立场。如何增强呢?一方面,提高并捍卫文本编码中的理论彻底性。编码者不仅要深入理解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还要根据不同的文本形式将这种文化内涵展示透彻,清晰而透彻的编码文本才能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提高编码文本的媒介适应性。当前,传媒产品流通的“形式渠道”内交织着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平台:人际传播,传统大众传播,数字化网络传播。这三种维度的媒介平台在不同场域的博弈中争夺受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而言,把握住了三种维度媒介融合的力量,就把握住了传播场域能量资源,这就涉及到编码文本的多样化,目前在编码方面,已经在做普及,但是仍然部分存在着文本内容大、深、广,不适应新媒体;玩味于形式,忽略了内容的意蕴;媒介融合方面有所欠缺等问题。因此,培育一批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结合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多类文本的编码,仍然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四)培养受众习得恰当的文本理解方法,为传播的顺利解码搭建基础 解码事实上涉及的是理解问题。从解码者的角度来看,积极解码的基础是数学的或逻辑形态的理解样式,这主要表现为理解中所采取的方法手段。正如前文所述,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存在时间距离和文化距离,即便是面对编码文本,也需要掌握恰当的方式方法才能顺利解码。首先,理解文本的符号含义。对于编码者而言,是先有编码意图再有话语符号,形成文本,而对于解码者恰恰相反,只有先理解文本的话语符号,才有可能领会文本的编码意图,所以搞懂弄清文本的符号组合、符号含义等是有效解码的第一步。其次,理解文本的编码者语境。任何的文本事实上都是作者内心经验与思维指向的客观载体,停留在文本的符号含义的解读还远不能领会文本的真实意蕴,还需理解文本的编码者语境,对编码者语境的把握一方面要从编码者已有的文本链中去探寻此在文本的真实意蕴,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与编码者同时代同类型的作者文本群中去把握。最后,关联解码者语境。文本如果不能关联解码者自身的语境,就失去了编码与解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让人民大众理解这种文化形态,而是期望人民大众在生活实践中积极践行,认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文化。所以解码者应该有结合自身的生活处境和时代背景,将编码文本在实践中生根开花的意识。

(五)引导受众形成相称的价值立场,为有效解码提供保障 韦伯认为,理解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对于数学运算的理解或对于目标行动所采取的手段的理解,称之为数学的或逻辑形态的理解;另一种是对于对象情感关系重新体验的理解,称之为神入理解。两种理解样式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理解过程中。如果说数学的或逻辑形态的理解是解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那么神入理解便是解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神入理解针对的是“价值或终极目标,宗教的激情行动,虔诚的或极端的理性主义狂热等一类内在的心境”。[3]神入理解的可能性在于,我们假设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一定的文本语境会有相似的内心活动,这种内心活动具有一定规则性,但事实是,人们总是在一定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去理解文本。所以越是涉及到价值引导层面的内容,对其理解的程度越因为理解者价值观念差异的增大而下降。所以,从解码守正的角度来看,化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解码错位现象,最亟待解决的是价值观的塑造,对于解码者而言,永远会存在各种外在的解码干扰因素,而规避解码“空场”、“注意力分散”、“闪躲”、“意义再造”等现象,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核相称的价值立场,即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学者们有诸多研究成果,笔者不再赘述,但想从解码者的角度分析两点: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不能止于外在的力量推动,应该是自觉的过程,人是社会中的人,对于个体而言,唯有习得并践行与社会发展相称的价值观,才可能寻求到个人的充分发展;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神秘的“自在之物”,它源于实践用于实践,个体只有亲近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才可能更好地理解、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蕴,进而自觉培育和践行它。

总之,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文化亦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不能止于学者之间的“话语狂欢”,应该在和谐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转换为人民大众的实践力量,并在人民大众的实践中获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罗德尼·本森,(法)艾瑞克·内维尔著,张斌译.布尔迪尔与新闻场域[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3](德)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译.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On 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Spread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ANG Li1,2,YAO Hong-zhi1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Anhui,230036;2.School of Marx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241002)

Abstract:The spread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not stop at discussing its excellent value,but should al‐so strive to produce positive effects among the peo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it involves the spread valid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r this problem,the coding-decoding theory of British scholar Stuart Hall can provide reference.Drawing on this classic theory to explain the spread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roper cod‐ing,active decoding and the acquisition of ideal decoding posi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owever,in reality,the meaning errors of 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spread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ten occur,which affects the acquisition of the ideal decoding position.To this end,it can be car‐ried out by extensively cultivating mass spokespersons,optimizing the“chain of interpretation”of coding,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thoroughness and media adaptability of text coding,cultivating an appropriate text understanding method for the audience,and guid‐ing the audience to form a commensurate value standpoint,and then encodes and decodes the two-way righteousness.

Key words: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diffusion;coding;decoding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1.03.003

文章编号:1674-0882(2021)03-0010-06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2019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传播研究”(AHSKQ2019D045)

作者简介:

方黎(1986-),女,安徽霍邱人,在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姚宏志(1972-),安徽桐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 赵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