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举行的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对德与对奥和约等欧洲问题。然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为敦促美国尽快从中国撤军,建议将中国问题也列入会议议程。苏联的建议不仅遭到美国的拒绝,而且也遭到国民政府的抵制。为此,国民党在国统区策划了一场名义上“维护中国主权”“反对国际干涉”的“护权运动”。目前,学术界对“护权运动”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主要依据当时主流纸媒的相关报道以及中外各方解密的外交档案,①对“护权运动”的来龙去脉作一探讨,并对其后果进行剖析。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驻华的美国和苏联军队并未立即撤离,而是承担着解除日军武装、遣返日军战俘的任务。1945年12月召开的美苏英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公报》,就美苏从中国撤军作了明确规定。其中,苏联宣布最迟至1946年2月1日从东北撤军,美国宣布将在解除日军武装并将其遣送回国之后,“立即”(as soon as)从中国撤军。[1](P52-53)
苏军从东北撤出之后不久,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遂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国共内战爆发。此时仍未从中国撤出的美国军队,在国共内战中采取援助蒋介石的政策,这不仅违背了《莫斯科公报》相关协议,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8月29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57次会议上提出,美军完成遣返战俘的任务之后仍未撤离,并且支持中国内战中的一方。他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应“报告军队在非(前)敌国的兵力分布情形”。由于该建议遭到美英等国的反对,所以未能通过。[2](P108)10月5日,葛罗米柯又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本月25日开幕的联合国大会讨论在非敌对国驻军的问题,[3]最终被列入大会议程。然而,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顾维钧认为,美国军队留驻中国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并非干涉中国内政,“亦未招至美军与中国人民间任何摩擦或误解”。[4]苏联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国民政府对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事实避而不谈,苏联以联合国为平台敦促美国撤军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也就为次年3月的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埋下伏笔。
1947年3月10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当天,在确定会议议程的过程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先提议,美苏英三国应当通报对1945年《莫斯科公报》关于中国问题协议的履行情况。他认为,《莫斯科公报》发表后,“中国内部局势并未好转”,因此建议将中国问题列入此次外长会议的议程。对于莫洛托夫的建议,新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Marshall)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而是强调他更关心中国代表以何种方式参与讨论。莫洛托夫表示,“中国并没有参与1945年的三国外长会议,现在也没有理由参与讨论。”马歇尔表示“需要进一步考虑,第二天再作答复。”[5](P237)与此同时,他在发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却表示,苏联提议是“合理的”(reasonable),希望中国问题的讨论应仅限于美苏英三国,而不是“四强”,[5](P240)即不包括法国和中国在内,这与其邀请中国参与讨论的看法自相矛盾。由此可以确定,马歇尔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是从原则上来讲美国必须承认《莫斯科公报》的约束力,因此无法拒绝苏联的要求。二是一旦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美国“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将被公之于众。
由于中国并未参加此次外长会议,国民政府深知无法通过外交渠道阻止苏联的提议,为了配合美国的政策,不得不动员国内力量向苏联施压。3月11日上午,蒋介石在“行政院”例会上表示,“俄国此举固在意料之中”。随即要求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发表严正声明”,“斥责”苏联的建议,坚决反对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6]由此,国民党开始大肆渲染反苏舆论,“护权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从蒋介石下令发表反苏声明开始,到3月15日国民党中央通令国统区各地取消示威游行,“护权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舆论准备阶段,国民党高级官员以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为准绳,连续释放反苏的言论,反对外长会议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第二阶段是国统区各地方参议会出面组织群众集会,阻止外长会议以任何方式讨论驻华美军的合法性。第三阶段是举行示威游行,也是“护权运动”的重头戏。国民政府利用国统区学生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扩大运动影响力,以支持美国拒绝苏联讨论中国问题的立场,迫使苏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作出妥协与让步。
(一)国民党中央煽动反苏舆论 国民政府得知苏联欲将中国问题列入莫斯科会议议程的消息后,立即在国统区扩散反苏舆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先后就莫洛托夫的提议进行公开表态,通过歪曲客观事实、污蔑苏联建议,为“护权运动”渲染反苏反共的社会舆论。11日,王世杰率先发表“苏京外长会议议程不得讨论中国问题”的声明,强调美英法先前就已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暗指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态度更进一步,称苏联藐视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立法院长孙科则径直攻讦苏联,称其提议对中国“含有侮辱态度”,且具有支持中共的意味。[7]外长王世杰作为民国教育家、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其言论在民众中具备一定的感召力。而孙科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此身份无论在国民政府还是国统区群众当中都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个人态度成为国民党对苏态度的“晴雨表”,也最能影响群众的情绪。“孙科说苏联侮辱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一下子激起了公众情绪。”[8](P204)
此外,国民政府在大肆宣传域外的反苏言论的同时,又对国内支持苏联的声音严加禁止。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通过援引西方反苏反共的言论,加强“护权运动”的舆论准备。如美国众议员楚德的谈话,称“在莫斯科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实无理由”,苏联此举“不啻越俎代庖”。又有英国外交评论家妄言莫洛托夫提出中国问题,“显示苏联政府或将转移其此前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至于延安”。[9]而为了维持“护权运动”反苏反共的舆论风向,国民党对不同的声音一律进行查禁。自王世杰声明起,对于部分支持苏联敦促美国撤军的报刊,国民党均视为洪水猛兽,各地方当局一经发现即向蒋介石报告并要求予以查禁。如山东参议会议长裴鸣宇称此类报刊的言论显示出“无耻之丑态”,是在“摇惑人心”。[10]又有青岛市参议会报告,“京沪等地少数报纸杂志对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荒谬言论”,应予以查禁“以正视听”。[11]
事实上,国民党的一系列宣传工作,既是对苏联的抗议,也是对美国的帮助。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国民党军队正值军事巅峰期,尤其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美械部队正在向延安大举进攻。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开幕之前,王世杰、顾维钧就多次向美国政府表达了不同意外长会议讨论驻华美军问题的愿望。然而马歇尔在外长会议上并没有直接拒绝莫洛托夫,其犹豫态度使得国民党不得不对苏联发动一场舆论攻势。美国驻华外交官员注意到,国民党连续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不断“加强”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观点,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2](P613)国统区各地随即展开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二)国统区地方参议会组织的群众集会 各地的运动多以群众集会的形式展开。“护权运动大会”“爱国护权运动会”“维护国家主权运动大会”等,既是地方参议会策划的群众集会,同时又是其领导的临时性群众组织,负责发起国内外通电、筹备示威游行。
3月13日,在天津市参议会的主持下,当地民众团体及学校代表五十余人在天津市国民党党部会议室集合,发起“护权爱国运动大会”的筹备会议,由参议会主席李曜林“报告开会意义”,并将其命名为“天津市市民护权爱国运动大会”,决定次日举行游行;此外,会议还致电蒋介石“请照会外长会议”,“会场实况由广播电台广播”。广东省参议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广州护权运动大会”,由参议会官员发表演说,表示对苏联的提议应“誓死抗议”,同时“致电全国同胞,暨美发苏驻华大使”,[13]对不明真相的广州居民进行舆论动员,预热计划在会后举行的环广州大游行。3月14日,汉口市参议会张灏川出任当地“护权运动会议”的主席,会议场所由市参议会提供,决议择日“举行示威大游行”,明确下令由“参议会、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汉区团、市商会、农工会、妇女会、律师记者医师”等单位参加游行。[14]此外,北平、济南、青岛等地,均在13-14日间举行了群众集会,其人员构成也主要是各地商会、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成员。地方参议院以群众集会的名义发表通电,实际是互相串联,强调运动的群众基础,而各种集会的最终目的就是策划一场主要由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
另外,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外长会议讨论此类问题(中国问题),则中国应派代表出席,而马歇尔也与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进行私下会晤,探讨是否可以派出中国代表参与外长会议的相关讨论。[12](P614)美国这一方案虽然自始至终都遭到国民政府的反对,却为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讨论驻华美军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3月12日,周恩来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关于四国外长会议检讨中国问题的声明》。声明首先谴责了美军违背《莫斯科公报》,指出逾期不撤的“美国海陆空军参加中国内战”,破坏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进程的事实。由于国共两党是中国内战的交战双方,周恩来据此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问题当事人之一,显亦有权利追究此事。”[15](P420-421)苏联敦促美国撤军对国民党来讲可谓是喜忧参半的一件事。外长会议的会期与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正处于时间段上的重叠,即便担忧会失去美国的军事援助,但蒋介石仍将美苏在外长会议上的分歧视作一次反共的良机。他表示,“惟既有此一事态存在,我对俄美态度更可减少顾虑,讨共行动比较自由矣。”[7]14日,蒋介石为加强美国拒绝讨论中国问题的观点,又向王世杰面授机宜,要求外交部再次发表一篇“严词拒绝”外长会议“无论用何种方式讨论中国问题”的声明,[16]以期阻止外长会议邀请中国代表、阻断中共代表参与讨论的通道,更为助力其进行内战的声势。
蒋介石政府使用“反苏连共”的策略混淆视听,将“护权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参议会副议长何彤组织的群众集会,不仅反对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要求苏联交还东北物资”,还喊出“国际干涉是共党招来的”“打倒祸国殃民的共产党”的口号。此外,西安一地将矛头直指中共,请求国民政府“早日戢乱”;[9](P204)北平的“反对国际干涉中国内政大会”抛出“打倒出卖祖国的汉奸”等口号。对此,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官员指出,国民党官方组织“护权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反苏,其次便是反共”。[12](P618)英国外交官分析指出,国民政府在“护权运动”当中的聪明之处,在于不仅利用主权的概念来反对苏联,同时,“抓住了一次反共的机会,”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责任归结于中国共产党。[17]
国民党的地方参议会是蒋介石政府发起“护权运动”的代理人,也是地方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参议会负责下的各类“护权”组织,其性质完全取决于国民党高层的意志。当国民政府要反对苏联提议、维护驻华美军时,各组织所进行的运动就是反苏的;当蒋介石企图利用外长会议的契机抹黑中国共产党时,“护权”组织就立即采取“反苏连共”的策略。群众集会将国民党中央的舆论基调公开化之后,“护权运动”开始进入示威游行阶段。
(三)“三青团”策动的学生示威游行“护权运动”的示威游行以大、中学生为主要力量。战后一向反对爱国学运的国民党,为此次学生罢课大开绿灯。《中央日报》显示,3月13日,国立山西大学全体同学发起“护权运动”,联络太原市各学校,并且向全国通电发出呼吁。汉口全体中学生代表集会,决议成立“爱国护权运动会”。14日,北京大学成立“爱国护权运动会”,反对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学校进行停课以便学生参与北平市的示威游行。同日,上海全市罢课三天,由复旦、光华、交大、暨南、同济等四十余所学校成立的“爱国护权联合会”,是运动期间规模最大的学界组织。此外,济南、青岛、沈阳等地的大中学校也纷纷组织代表集会,进行“爱国运动会”的筹备工作。
此番国统区学运,上海市的学生组织最为严密也最具代表性。罢课期间,“三青团”成员组织学生四处张贴“中国主权,不容侵犯”、“全国团结起来,争取我国主权独立”等标语。作为学运“领头羊”的复旦大学,召集上海市各学校代表商讨罢课大游行。暨南大学甚至向校长交涉“延缓考期”一周。15日,“联合会”通过“统一护权运动步骤”的十二条决议:
(一)成立上海市学生爱国护权运动大会。(二)推选复旦、光华、交大、新专、震旦、同济、上法、暨南、大夏、育才中学、格致中学等十一校为主席团,负责领导、推进工作。(三)各校积极发动罢课,表示行动反抗。(四)通电莫斯科外长会议、阻止国际干涉中国内政。(五)电世界学生联合会请予正义援助。(六)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我国主权独立。(七)上书最高领袖、请采取强硬态度。(八)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联合反对。(九)发动三十万市民大游行。(十)扩大宣传、唤起全国同胞救国热忱。(十二)招待本市各报记者、发表本会态度。(十二)今午继续举行各校代表联席会议,商讨大会进展。[18](P231)
决议第六条的“上海学生护权联合会致安理会电”,全文由《中央日报》转载,并由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转至联合国安理会。电文认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提议讨论中国问题违背《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与条文规定。电文还强调中国的八年抗战,起到掩护盟国对“东西法西斯国家”作战的作用,贡献最大、牺牲最多。莫斯科外长会议在任何会内或会外的建议、协定,都将为中国人民所反对和“嘘弃”。[19]该决议响应了蒋介石的个人主张,即中国问题无论是在外长会议会内抑或是会外,都不应该被提出和讨论。
各地学生参与“护权运动”的背后推手是国民党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显示,早在1947年2月份,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就向各地派发密函,要求学运工作由“青年团”负责主持,“党政方面应量予协助,并充其力量。”[20](P160)由此,渗透到各地各学校的“三青团”得以组织学界的“护权运动”。以太原市为例,国民党“三青团”假借山西大学学生会的名义筹备太原市青年学生“爱国护权运动大会”,决议组织反苏游行。[21](P508)而北平市也不例外,为举行学生大游行,“三青团”北平支团部“派员赴各大学与党关系同志联络,请其设法运用促成壮举。”[20](P190)与此同时,在北平学生游行期间发生的殴打事件,进一步提供了国民党策划“护权运动”的确凿证据。3月14日上午,因清华大学学生不愿参加示威游行,故校车司机未能将学生运送至游行集合点。然而,愤怒的国民党特务不仅将校车捣毁,还对无辜的司机进行殴打。[12](P618)学界的加入使运动得以撑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护权运动”的影响。
外长会议放弃讨论中国问题后,“护权运动”的政治任务也随即宣告结束。3月15日,马歇尔断然拒绝莫洛托夫的提议,称美国不同意外长会议的议程涉及中国问题,仅可就驻华美军的活动情报以书面形式发送至苏联和中国政府。在“护权运动”的舆论压力下,莫洛托夫做出了让步,对美国政府的最终决定表示遗憾。[12](P622)同日,国民党中央遂“通令各地不作游行罢课之举动”,[22]计划在攻讦苏联一事上见好就收,国统区的“护权运动”由此进入尾声。1947年3-4月份《中央日报》上海版、《大公报》香港版、上海版、重庆版以及《益世报》北京版等发行量较大的主流报纸显示,关于各地“护权运动”的相关报道均集中在3月12-16日。马歇尔正式拒绝莫洛托夫提议后,国民党不再通过其机关报对运动进行动员和宣传,反而刻意释放蒋介石政府“叫停”运动的信号。例如在3月18日,首都南京的中学生计划举行的“大规模游行”遭到政府的“力加劝阻”。此外,“政府主管当局已电各地,对学生游行加以劝阻”。[23]在短短数天之后,“护权运动”销声匿迹。
国民政府策划的“护权运动”,表面上是反对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以维护中国主权,实则是为了维护驻华美军,服务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运动的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在短期内,阻止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迫使苏联作出让步,替违反《莫斯科公报》的驻华美军提供舆论庇护。二是长期的影响,即蒋介石政府仍可以通过源源不断的美援维持其内战政策。
首先,马歇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面对莫洛托夫讨论中国问题的提议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莫洛托夫所提建议是基于1945年美苏英三国外长所达成的撤军协议,如果美方直接拒绝苏联的要求,意味着对国际协议的公然违背;而如果同意检讨驻华美军的情况,则会直接暴露美国在完成遣返日军以后,仍将其军队留在中国境内帮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事实。国民政府组织的“护权运动”为马歇尔拒绝接受莫洛托夫的提案提供了借口。
经过地方参议会与“三青团”的组织,“护权运动”配合国民政府的官方立场,以国统区民众的名义,向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联合国安理会分别致电表示对苏联提议的抵制。再加上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被王世杰授意向马歇尔表达国内民众强烈的反对情绪,[12](P617)马歇尔的态度最终强硬起来。1947年3月15日,马歇尔致函莫洛托夫,表示“无论是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都是不可取的,并决定在4月1日以前美英苏三国彼此以书面的形式交换关于中国的情报。[12](P614)英法外长附和马歇尔的意见,莫洛托夫只好放弃讨论中国问题的主张。“护权运动”成功阻止了外长会议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
其次,“护权运动”促进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内战爆发以后,美国一直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护权运动”使“美蒋特殊关系”更进一步。根据相关资料,马歇尔在外长会议期间拒绝莫洛托夫提议之后,美国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同意继续在华驻扎6180名军事人员,其中陆军1510人,海军1171人,空军2135人及海军陆战队1364人。[12](P624)1947年4月,蒋介石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了贷款、军火、空军建设的要求。5月,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又向马歇尔“要求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供在美国购买物资和装备”。与此同时,美国批准了向国民政府以原价1/10的价格“让售1.3亿发7.92毫米子弹”、交付空军大队运输机的项目。1947年中,国民党在战场上逐步趋于被动,于是又向美国发起了“新的求援攻势”。顾维钧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向美国政府“要求延长1946年提出的5亿美元贷款的付款期”,并希望追加2亿美元的贷款。[24](P331-332)
苏联要求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实际是为了敦促美国尽快撤退驻华美军。为了继续争取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组织了一场反苏的“护权运动”,声称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迎合了美国继续在中国留驻军队的要求。迫于舆论压力的苏联最终不得不向美国让步,国民政府与美国避免了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尴尬。蒋介石通过“护权运动”获得了更多的美国援助,其继续内战的政策得以延续。
注释:
①报刊主要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解密的外交档案主要包括《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以及中国台北“国史馆”所藏的“国民政府”外交档案与蒋中正“总统”文物。
[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1-1949[Z].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
[2]General Assembly.Repor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General Assembly,1946-1947[R].New York:United Nations,1947.
[3]调查非敌国防军案苏提交联合国大会[N].中央日报(上海版),1946-10-07(3).
[4]顾维钧氏发表声明阐述我国所持态度[N].中央日报(上海版),1946-11-23(3).
[5]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Z].Diplomatic Paper,1947,Vol.2.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6]蒋中正令王世杰发表声明[Z].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002-060100-00222-011.
[7]苏京会议议程不得涉及中国[N].中央日报(上海版),1947-03-12(2).
[8]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9]莫洛托夫建议 华府人士惊异[N].中央日报(上海版),1947-03-12(2).
[10]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裴鸣宇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Z].“国民政府”宣传工作档案,台北:“国史馆”,001-014130-00008-020.
[11]青岛市参议会电国民政府[Z].“国民政府”宣传工作档案,台北:“国史馆”,001-014130-00008-024.
[12]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Z],Diplomatic Paper,1947,Vol.7.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
[13]维护我国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变相干涉[N].中央日报(上海版),1947-03-14(2).
[14]反对国际干涉 参政会昨通过提案[N].中央日报(上海版),1947-03-15(2).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6]蒋中正令外交部发表声明[Z].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002-060100-00222-014.
[17]British Foreign Office.Foreign Office Files 371/63321/4977[Z].Marlborough:Adam Matthew Digital,2014.
[18]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9]上海学生护权运动联合会致安理会电[N].中央日报(上海版),1947-03-16(4).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4)[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1]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22]蒋经国函蒋中正[Z].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002-040700-00003-010.
[23]南京学生护权游行政府对学生游行加以劝阻[N].中央日报(天津版),1947-03-19(2).
[2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On the Movement to Safeguard Sovereignty in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s in 1947